产权印刷国企改革解不开的结铆接机

产权：印刷国企改革解不开的结

改革的目的是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在生产力过剩、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资产实行“国退民进”的方针，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国企改革的误读

近年来．各种报刊宣传印刷界改革成功的稿子比比皆是，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7 印刷界目前的日子不算好过也还不算太难过．小富则安的人们往往把一些形式上的变换误读为改革的成功 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每每与朋友说起改革的话题时，其他行业的朋友往往会奇怪地问：印刷行业的这些情况，我们20年前就讨论清楚了，已经得到解决的事情，怎么你们现在还在讨论？这足以说明印刷行业与全国的改革形式相比，已经落伍了。所以如不清晰地认识到印刷行业目前在改革的形势下所处的位置 迎头赶上 就会滞缓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失去发展的机会。前几年 印刷业的改革 更多的是按上级部署进行的 而不是企业自身的市场行为，很容易从众、跟风，以为这就是改革而产生误读。

一是集团化。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集团化之风席卷神州大地 纷纷改挂集团的牌子。上级的试点工作还刚刚开始 各省已经迫不及待，铺天盖地地成立了集团。以为这就可以”政企分家” 就是改革了 以为资产总量大了马上就又大又强了。那只不过把几个小碟的菜放到一个大碟子里产生的错觉。成立集团并没有错 但是不能换了牌子就算。关键是看你成立了集团之后的经营模式和经营机制能否真的做到了有效配置资源 是否做到了集约化经营 是否转换了经营机制 特别要看是否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生产力。北大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对此有过评论： 我不主张通过政府的办法来打造 航空母舰 ．真正的企业是靠竞争出来的。“他还说“即使你能进入世界500强也不一定是好事。要实现世界第一强也很容易只要建成一个国家股份有限公司，全世界都没有谁能比你大 但这是不灵的。一个经济体的真正活力在于竞争 在于自由的创业。”有的地方不但成立集团．而且在集团的下面又成立子集团、孙集团 无端地增加了许多中间层次 印刷厂本来就有一个婆婆 再加上婆婆的婆婆 还有婆婆的婆婆的婆婆．形成重迭的组织架构。北京市政府从去年开始在抓一项试点工作 就是精简组织架构，减少管理层次．并要求在两三年内完成 就为这种一窝蜂地重重迭迭组织集团的效应划上了句号。

二是转制企业。前些日子又刮起一股风．一些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单位 可是转制后的企业只不过在原来的名字后面加上”有限公司”几个字而已．“且将新桃换旧符”．穿新鞋走老路 企业的领导体制、决策机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丝毫不变 法人治理结构被扭曲，原来亏损的照样亏损 与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是产业置换。我们的印刷企业年代久远 最早建厂时都在城市的边边角角，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的扩大 厂区都变成黄金宝地了。许多省市的国有印刷企业把旧的厂房卖掉 然后重新盖了厂房．换了新机器 媒体便大力宣传为改革的成果。其实这种置换充其量是合理使用资源而已．只是一种商业的机巧，根本还没有触及到改革的皮毛。

四是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在改革的大潮下，国有企业一定要深化改革。但是有的企业按政策不能接受非国有资产的进入 有的企业不愿让非国有资产进入 有的找不到非国有资产的进入。怎么办?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叫做交叉持股。A国有企业向B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参股 然后B国有企业又向A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参股 大家都实现了多元化。可是国有企业的性质一点没有变，上面都是一个”爷爷”或者都是一个“爸爸”。相反一个国有企业的弊病加上另一个国有企业的弊病 可能产生几何级数的裂变。实实在在地说，国有企业改革迟缓的责任不在企业的老总，而在上级 在政府。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触及改革的核心内容 所以许多矛盾是国有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多年来，许多国企的老总为改革付出了许多的心血．该做的都做了：加强监管、授权经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改善经营管理、分流富余人员 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责任等等措施 想改变国有企业的困难境况．但是这些工作始终没法做得到位，问题总是得不到彻底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想绕开产权这个根本问题，试图在不触及产权的前提下来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偏偏问题的核心就在产权。就是因为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 以及因此带来的对分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管理者激励机制的不良制约．才是影响国有企业活力的体制性根源。如不对症施治 再好的药也难根除痼疾。

“产权明晰”的悖论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企业制度 归结起来就是“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 管理科学”这“十六字诀” 这也是检验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中国 国有资产是公共产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但是产权作为一个整体．在每一个国民之间又是不可分割的企业的利益不可能追溯到某一个特定的自然人。由于每一个国民不能享有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不用负担企业的损失．因而某一个企业的好与坏对每一个国民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于是国民个人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必然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于是，这明晰的产权又变得不明晰了：每一个国民都拥有产权 但是任何一个国民都不可能独立拥有产权。这就是”产权明晰”问题的第一个悖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既明晰又不明晰。

第二个悖论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无法明晰的 而你一旦把它明晰了．国有企业就不再是国有企业了。我们不妨从委托代理的传递关系来看看这国有资产的产权如何从明晰变成不明晰的。

国有资产的公共产权性质决定它不能以某一个自然人身份出现。全体国民对产权的占有权是通过全国人大来实施的。全国人大又把行使权力委托给国务院．国务院又委托给部委或省一级政府，省一级政府再委托给下一级政府或部门．下级政府再委托给国资委或者是授权经营者．国资委或者授权经营者再委托给企业董事会，再由董事长委托给经营班子。而反过来逆向向上，则是一级级的代理关系。在这里全体国民是最初委托人，经营班子是最终代理人。

从这里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是一条冗长的环节链。在这条冗长的环节链中．每一个环节的代表向上级是代理关系．向下是委托关系。由于委托代理链冗长．中层有许多层次．于是就出现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最初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之间有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他们两者之间是一种很疏远的间接的关系．最初委托者的”全体国民”是无法向最终代理人和经理人行使权力的．而最终代理人只向上一级负责．也不用向最初委托者承担义务；二是初始委托人的全体国民对最终代理人的经理人．没有直接的监督手段和监督责任．想管也没办法管：三是除了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外，其他中间层次的委托、代理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而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趋向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冲突的．于是这种双重身份产生的利益；中突就必然引起行为相悖的问题．在义与利的权衡中．他重视了代理人的利益就必然会忽视委托人的责任．于是权责相当的原则就出现了断层。

从委托代理链上可以看到．即使国有企业的产权非常清晰地规定国家是所有者．但还是无法找到任何一个以自然人的身份出现的产权最终所有者。也许某官员能够被授予”履行出资者职责”的权力．但他也毕竟只能是一个”代表”．他始终不是出资者．他同样不能享有企业的利益也不必为企业风险承担全部经济责任。这就意味着对国有企业即使有再多的、再严的监管，责任与风险的承担者还是虚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试图在保持国家对国有资产控制的前提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到产权明晰．这就要对产权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是一旦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彻底明晰了产权．那它们作为国有企业就不复存在了。可见在国企改革中该退的不退．又要实现”产权明晰”．变成自己为自己设置一个悖论．然后拼命绞尽脑汁去求解。这个死结，何时才能解开呢？

难舍的“公有制情结”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从马克思开始，有一条是很明确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所有制的结构一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就变了。我们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认识的。但这只是对国家体制而言．并不等于某个企业的所有权变了．国家的性质也就变了。

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改组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了相当大的突破。但在实践中，许多国有资产该退的并没有退到位。许多处于竞争领域的应该完全放开的企业．还守着国有的底线不放．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难舍的“公有制情结”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理念。

比如说，按规定，国有的出版物印刷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造时．一定要国有控股。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7是不是非国有控股企业不能印刷出版物呢7事实上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在印刷出版物，他们都不是国有控股．是否要取消他们的出版物印刷厂的资格呢7既然非国有企业可以印刷出版物，为什么印刷出版物的国有企业就不能改制为非国有控股企业呢？有人解释说这其中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同时都在印刷出版物，又如何解释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呢7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应该靠法律来管理．还是靠所有制来管辖呢7国有企业就能守法．非国有企业全都不守法吗7这恐怕还是个 公有制情结”问题．善良地以为只有国有企业才可靠。

许多年来的政治熏陶影响着我们几辈人，对公有制有一定的感情．怀有“公有制情结”并不奇怪。人们带着朴素的感情和善良的愿望．希望政府能够代表人民．管理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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